《中国经营报》多位高层遭举报 传总编辑已被控

李佩钰是《中国经营报》的总编辑，长达20多年在一把手位置上形成说一不二，唯我独尊的霸道性格，现在，报社里大小事都自己一个人说了算，虽然有社委会，不过也就是一个摆设，重大决策还是李佩钰一个人决策，而且领导班子里也没有其他高层敢和她唱反调，都是拍马屁为主，这就导致李佩钰逐渐忘记初心，把《中国经营报》这个国有机构当成自己家的企业，公权私用，严重违反党员八项规定、个人生活腐化、奢侈。

第一，报社年会携家带口出席，家属的交通、住宿费用都是报社负担

2017年和2018年的《中国经营报》年会都是在外地举办，2017年的年会在广东广州举办，时间是2017年12月中旬，全体员工安排在佛山顺德的碧桂园度假村住宿三天，然后安排去广州长隆主题乐园游玩，这期间李佩钰携全家出行，其中包括女儿、两个外孙、两个保姆，所有费用都是报社整体负担，包括北京—广州的往返机票、三天的住宿费用、餐饮费用，以及主题乐园门票费用，初步估计整体费用高达数万元。

2018年《中国经营报》年会在海南举办，具体时间是2019年1月上旬，先后在海南海口观澜湖度假酒店入住一晚，在三亚海棠湾万丽度假酒店入住两晚，这期间李佩钰再次高调携全家出行，其中包括两个外孙、两个保姆，吃住行都是报社负担，费用高达数万元。李佩钰无视这是一个企业内部的正式活动，把《中国经营报》当成自己家的私有企业一样，公私不分。具体调查这些财务上的数据可以调查《中国经营报》财务总监赵源（13910770006）。

第二，报社高层出国福利活动，携带家属出国，吃住行由报社负担

在2017年、2018年到2019年这三年间，《中国经营报》先后派高层去英国伦敦、日本东京进行游玩，属于内部奖励高层业绩优良。在去这两个国家期间，李佩钰利用职务之便，依然无视企业的基本管理制度，携带自己的外孙女去这些国家一起游玩，且所有费用都由报社负担，而且还无视人力资源总监的规劝，在个人朋友圈里高调大秀出国旅游的内容。

2019年在去贵州的红色之旅的高层活动中，以及2020年8月去四川泸州、宜宾的郎酒、五粮液参观活动中，李佩钰带领《中国经营报》的高层团队走进企业，以参观学习为名，其实就是走进企业吃喝玩乐。李佩钰把这样一个严肃的党员学习活动变成了自己的个人家庭Party，带着自己的外孙一起去游玩，且所有交通、住宿、门票、餐饮等费用都由报社和企业负担。这些财务数据都可以从报社的财务总监赵源（13910770006）那里调取数据，酒店、机票信息也都可以查到。

李佩钰虽然挂着《中国经营报》总编辑的名头，但已经脱离业务岗位20多年，长期不在办公室办公，基本不过问采编工作，平时就是飘在外边，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各种走进企业，各种作秀和邀请，吃喝玩乐，美其名曰为报社做公关推广，其实就是满足个人的享乐。

第三，利用报社总编职务之便走进企业，吃拿卡要，做有偿新闻

最近几年，李佩钰利用《中国经营报》的影响力和自己多年在媒体圈的人脉和影响力，拉拢媒体的总编组成总编团到多家企业进行所谓的“指导、学习、交流”，这些企业包括远东集团、上汽通用汽车、隆基股份等，其实就是利用媒体的影响力逼迫企业花钱。活动结束后，李佩钰利用自己在报社的职权为上述这些企业进行报道，都是各种吹捧的有偿新闻报道。这种行为一方面失去媒体的公信力，谁出钱就吹捧谁，另外一方面，也在活动期间各种吃拿卡要，失去一个党员基本的廉洁的行为。

第四，利用和远东集团亲家关系，无偿为远东集团做各种宣传报道

李佩钰唯一的女儿郭晓恒2013年嫁给“电缆大王”远东集团创始人蒋锡培的二公子蒋承志，自此李佩钰就和蒋锡培家族结成亲家。但是李佩钰利用自己在《中国经营报》的职权和话语权，无偿为亲家的公司做各种免费的正面报道，数量之多、吹捧之过度让全报社无人不知。在结成亲家的这些年中，《中国经营报》和《商学院》杂志以及《家族企业》杂志无偿、免费为远东集团做各种报道、领导访谈、案例多达几十篇，而且无一例外都是正面吹捧报道，与此同时，对别的企业的报道却全部都是监督调查报道，都是找企业的各种问题，逼迫企业花钱合作。利用百度搜“远东集团+中国经营报”或者“蒋锡培+中国经营报”就可以搜到太多的相关报道，这些内容的出炉并非远东集团有多么优秀和报道价值，而仅仅是因为李佩钰家族和蒋锡培家族特殊的关系。

此外，《中国经营报》每年的《竞争力年会》也都有蒋锡培亲自过来站台、发表演讲，年年几乎都不落。别的企业参加年会和上台演讲都需要花钱和合作，但是远东集团却不需要出任何费用，还有免费的报道，这背后也是李佩钰的人情关系和报社会议组织者心领神会的配合。

第六，利用职权，各种公权私用

2009年李佩钰在延庆购买了一套别墅项目叫八达岭阳光假日，这个别墅项目虽然是李佩钰私人购买的，但是整个装修项目的花费却是报社后勤部门亲自参与的，而且几十万的装修费用也都是报社承担的，具体细节可以找报社的后勤主任赵洁（13901008823）调查，她本人全程参与了这个事情。

十年前，报社用广告置换的方式和宝马公司置换了一部宝马X8的高档SUV，本来是用来作为报社领导出行办事的公用车，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辆车最后以远远低于市场价的形式转成了李佩钰本人的私家车，这种做法就是典型的把公有财产变相成为私有财产。

此外，《中国经营报》的多辆报社用车别克GL8、奔驰商务等车辆常年以来也基本都是李佩钰个人使用，不但公事用，私事也用，不论是去机场接家里人还是别的用途都是直接用报社的公车接送，此外，多年以来李佩钰本人的私家车维修、保养也都是报社负担，这些事情可以找报社司机孙敬东师傅（18515360891）调查。

第七，大肆收受企业赠送的各种购物卡、礼品卡

身为《中国经营报》的总编辑，李佩钰拥有太多的企业资源和企业高层的人脉资源，但是李佩钰却把这些当成个人牟利的主要方式，逢年过节大肆收受企业赠送的各种购物卡、礼品卡和高档礼品等，尤其是每年的中秋节、春节、端午节期间，李佩钰的办公室基本都被企业的快递的各种礼品堆满整个办公室，还有《中国经营报》的副社长、产经中心负责人周丽敏也是如此，逢年过节，收取的各种礼品卡、购物卡、礼物不计其数，办公室都无法堆放。这些可以调查《中国经营报》负责内部流程的何春晓（13691515585），她负责为这些领导发送快递，查顺丰的快递就可以。

第八，广告频繁违规，送礼品卡给主管部门

《中国经营报》自从2014年转型做负面报道以后，收入节节高升，但是违法、违规广告也是层出不穷，经常做违法软广告和有偿新闻被举报和调查而收到海淀工商管理局的处罚。为了和海淀工商管理局相关监督部门处好关系，免收处罚，李佩钰授权财务部门每年给海淀工商的具体负责人各种好处，包括购物卡、礼品等内容。虽然购物卡不是现金，但是也具有变现的功能，李佩钰的这种做法等同于向主管部门受贿。具体调查可以约谈《中国经营报》的财务总监赵源（13910770006）。

第九，侵吞国有资产 个人收入越来越高  生活腐化奢华

从2014年开始做负面报道、监督报道的模式之后，《中国经营报》的收入节节攀升，从最初的一年不到1亿元增加到2020年2.83亿元，报社收入增加以后，普通员工的收入没有明显的增加，普遍还是一个月几千块的低收入，但是总编辑、主编、销售总监的收入却是节节高涨，从几十万到一两百万不等，产经中心负责人周丽敏的年收入高达200万元以上，至于李佩钰的收入那就更是一个迷了。但是从李佩钰最近几年的消费越来越奢华和生活腐化就可以看出端倪，李佩钰现在出门全身上下都是昂贵的奢侈品大牌，各种大牌包包多到眼花缭乱，这样的消费能力恐怕不是一个正常媒体的总编辑可以做到的。

《中国经营报》的营收提高以后，中高层收入和福利待遇大幅度提升，不但年收入从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还有每年各种的出国旅游的福利，在工资和年终奖金之余，据说社委会成员每人还额外有十多万元的奖励。但是对于奋战在报道一线的普通记者，每个月却只能拿几千元的工资（稿费20年基本都没有提高过），《中国经营报》普通员工和中高层之间的收入之悬殊在国内媒体行业是很离谱的。

李佩钰深知《中国经营报》赚再多的钱表面上也不属于自己，就以各种名义把这些钱转到自己和高层团队的兜里，通过涨工资、大手笔发年终奖、各种福利、出国旅游等形式大肆挥霍报社的利润，以满足个人的物质享受和对金钱的占有欲。

第十，每年给通缉远走国外的老社长寄钱

《中国经营报》的创始人是王彦，1996年《中国经营报》被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管以后，就成为国有资产，但是1999年王彦在与社科院工经所争夺产权中失败，并存在侵吞国有资产等罪名而被公安部通缉，王彦被迫逃往美国至今。作为王彦提拔的总编辑，在王彦逃往美国后，李佩钰就成为《中国经营报》的实际一把手，并一直掌权至今长达20多年。

李佩钰枉顾国家法律对王彦的通缉，只念王彦本人多年前对自己的栽培和提拔之恩，在过往的这20年中每年都授权通过报社的财务拨出一笔资金给远在美国的王彦汇款，维持王彦在美国高昂的生活成本。李佩钰本人还多次在报社全体大会上表达对王彦本人的思念和感恩之情，甚至当众掉眼泪。李佩钰的这种做法显然是违法的，进一步调查可以联系《中国经营报》的前任财务总监刘瑞平和调查现任财务总监赵源（13910770006）。

《中国经营报》虽然是一家民营媒体，但是早在90年代就已经隶属于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多年以来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培一直都是《中国经营报》的社长，虽然具体业务是李佩钰来抓。这样的结构就造就了一种特殊的体制，也就是说《中国经营报》的产权属于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无论是金培、李佩钰，还是其他高层都只是职业经理人，没有这家媒体的任何股份。

在前30年中，《中国经营报》虽然长期都是国内一线财经媒体，但是每年的实际营收长期在八九千万元之间徘徊，扣除掉庞大的发行费用和人员开销，其实每年《中国经营报》能够留下的盈利并不多。所以多年以来，高层人员也心安理得。

然而从2014年的“变革”开始，《中国经营报》的营收就开始逐渐大幅增长，从1亿元增长到2亿元，又从2亿元向3亿元逼近。但是同时，这几年中员工的人力成本并没有大幅增加，发行费用反而连年下降，所以报社的纯利润越来越多，李佩钰曾经在员工大会中透露报社的账上常年趴着两三亿元的现金，这反而成了报社高层的烦恼。

理论上讲报社的纯利润在产权上应该都属于社科院，但是社科院只是《中国经营报》的主管单位，并不干预报社的日常经营管理，以前每年报社也只是象征性的给社科院缴纳一笔“管理费”。但是随着报社收入越来越多，手里的钱越来越多，这些钱如何使用，却成为报社高层一直在思考的事情。

2018年在众人都不看好的情况下，《中国经营报》推出一个外界看不懂的新媒体平台——贝果视频，李佩钰在员工大会上也明确表示，尽管贝果视频外界都不看好，也很难盈利，但是《中国经营报》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新媒体平台，不想受制于其他视频平台，例如抖音、西瓜视频、B站等。这样的说辞一看就是站不住脚的，既然不赚钱为什么要成立这样的企业？

签订阴阳合同 做有偿新闻

从企查查上可以看到贝果视频背后其实是一家新成立的公司，叫北京智金未来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3月，注册资本1059万元，法定代表人是于东辉（《中国经营报》编委会成员），而股份构成则是宁波帧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这家企业注册资本550万元，法人代表也是于东辉，于东辉本人在这家公司持股49%。从企查查上看，这家公司就是一家壳公司，没有任何业务开展。至于只是《中国经营报》编委会成员的于东辉为什么可以成为这两家公司的法人代表，相信他不过就是一个代持股的角色而已，背后的实际受益者一定是报社的最高层（李佩钰）。

那么，在外界看来这样一家不盈利的公司到底能否盈利？实际情况是2020年贝果视频营收高达7000万元（内部员工透露），只有二三十人团队的贝果视频是怎么做到这么高的营收？这就不得不说《中国经营报》的阴阳合同了。事实上，《中国经营报》在和企业签订的合作协议都是所谓的打包协议，很多企业希望软文以报道的形式出现，而不是广告形式，但是这样的做法是违法的，因为这属于有偿新闻，只要被举报了查出来就属于违法。

于是，贝果视频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企业的有偿新闻以“视频”形式呈现，合同也走贝果视频，而不是《中国经营报》，这样有偿新闻通过鸟枪换炮就变成了“视频”内容（视频其实就是外壳），这样，企业的软文就变成正常的新闻发布在报纸上，贝果视频上的那个视频只是这篇报道的“替身”，《中国经营报》则把本来属于报纸的收入转到了贝果视频背后的北京智金未来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而这家公司的体制是股份制企业。

这样本来属于《中国经营报》和社科院的国有资产就不知不觉的转到了贝果视频背后的这家企业，而这家企业背后的股东则很可能实际就是报社的高层李佩钰，他们实际上是“影子股东”，是实际的收益人，这样通过阴阳合同，《中国经营报》的盈利就变成了贝果视频的盈利，贝果视频的盈利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转入股东的口袋。据说在其他入股企业中，还有李佩钰其女婿（远东集团二公子蒋承志）的股份存在，但是在企查查也没有体现，估计也是以影子股东的形式出现。

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经营报》一年近3亿元的收入中，很大一部分的利润就会转移到贝果视频背后的北京智金未来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家公司就是《中国经营报》总编辑李佩钰用来洗钱的一个壳公司，通过这样的操作，将报社的收入看似合法的转入股份公司当中，这样国有资产就成为股份公司主要股东的合法收入，这样的做法显然是违法的，需要相关机构介入深入调查。

我是《商学院》杂志记者王X，2017年12月正式加入《商学院》杂志，担任资深记者，从事旅游、教育、家电、快消等领域的报道，海信电器也是我具体负责报道的一个企业，但是从接触这家企业的第一天开始，就注定是从新闻勒索开始的。

2018年3月底，《商学院》杂志副主编石D在微信中发给我海信的报道链接，让我关注海信的报道，还给我了海信负责公关的部长朱淑琴（女）的联系方式，内容是海信电器业绩低迷的话题（见微信截屏内容1、2、3），我就知道《商学院》开始关注海信电器这个客户了，无非是希望通过新闻关注让他们能和《商学院》合作。由于是第一次接触海信这家企业，之前对电器市场不是很熟悉，我做了几天的功课，看了一些相关报道，联系到了一个电器行业的专家，也联系了海信电器的公关部门，对方没有接受采访。中间过程中石D还催了一次，问我为什么没报海信电器的选题。4月3日，我把《海信财报业绩不佳 受制核心技术？》的报道发给了石D。4月4日，这篇报道如期发布在《商学院》的微信公众号上，标题为《海信电器净利润下滑近50% 技术缺失、战略失误或是主因》（见截屏内容4）。

仅仅过了一个月，5月13日，石D又在微信里发信息给我，让我关注海信电器一季度财报的话题，新闻由头是因为业绩不及预期，股价跌停。（微信截屏5、6）但是因为这次的新闻和一个月前的话题基本一样，没有什么新的内容，我觉得没什么可做的，就表达了不想做的想法，也说了原因。（微信截屏7）

7月的时候因为世界杯，海信的话题再次引起汪J和石D的关注，7月8日石D在微信里让我关注海信世界杯赞助的话题，大致的内容是这个赞助做的不划算，是一个失败的赞助（微信截屏7）。7月9日我把《海信世界杯赞助败在哪里》的新媒体发给了石丹。这篇报道发布在2018年7月10日的《商学院》微信公众号上，标题为《近10亿投身世界杯 海信营销因何“哑火”？》。

2018年10月下旬的时候，《商学院》出品人汪J亲自给我打电话说要我重点关注海信电器的报道，告诉我为什么要重点关注海信电器，因为她之前接触过海信电器的公关部部长朱淑琴，之后她到了《商学院》任职以后去青岛特意拜访过海信电器的朱淑琴，希望能就广告和公关传播方面进行合作，但是对方并没有答应，之后汪静又联系过对方几次，但是朱淑琴都是避而不见，汪静觉得很生气，觉得海信不重视《商学院》杂志，因此要我报道下海信电器，“敲打敲打”他们（电话录音资料8）。因此，借着海信电器发布三季度季报业绩不佳的机会，我写了《海信家电业绩低迷 已经跌出二线阵营》的报道，发布在11月1日的《商学院》微信公众号上，标题为《海信电器&家电板块业绩双双大跌 世界杯营销成最大拖累？》。

2018年12月3日，石D又微信联系我，让我关注海信多元化的话题，做无人超市（微信截屏9、10），这个内容又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话题，大致是说海信做无人超市赶上资本寒冬和无人零售的寒冬，因此并不明智。4日我把《海信涉及无人零售上游 遭遇行业寒冬》的新媒体稿件发给石丹。报道发布在12月6日的《商学院》微信公众号上，标题为《海信涉足无人零售 遭遇行业寒冬，前景堪忧？》。

从2018年4月正式接触海信报道，短短9个月中，在汪J的授意下，石D让我关注和报道了海信电器的负面新闻多达5次之多，其中我执行了4次报道，内容涉及海信电器财报业绩不佳、海信赞助世界杯失误、海信做无人零售失败等话题，内容无一例外都是负面报道，正面的内容没有涉及一次。

进入到2019年，海信电器并没有和《商学院》杂志合作，因此海信的报道需要继续关注。2019年2月，刚过完春节，汪静让我关注海信财报的业绩，因为业绩依然不好导致其总裁辞职的话题。（微信截屏11、12），这个话题显然比较负面，所以汪静亲自找我做，希望给海信电器施加压力。2月14日我写了《刘洪新辞去海信电器董事长 战略连续失误拖累业绩》的新媒体报道，这篇报道发布在2月14日的《商学院》微信公众号上，标题为《海信电器业绩滑坡忙易帅 谁为战略连续失误埋单？》。

或许是因为这篇报道影响力比较大，或许是内容涉及到其高层管理层的去职问题，比较敏感，海信电器对这次报道很重视，他们的公关经理杨祥玺在2019年2月24日主动打电话联系我，并加了我的微信，并在2月25日专门从青岛到北京约我见面，在北京大望路附近的一个商场一起吃饭，主要目的就是了解一下我们做报道的情况，其间说到因为《商学院》杂志不断的报道海信电器，不断关注他们，他们压力很大，希望能与《商学院》杂志合作，我觉得这是好事，就让杨祥玺和《商学院》杂志负责海信广告业务的同事徐某某联系，因为我是做内容，不便参与具体合作的事宜。事后我也把和杨祥玺见面的事情告诉了汪静，也告诉她海信电器打算合作，汪静很高兴。

于是在汪J的授意下，我们拉了一个群，把销售同事、杨祥玺拉到一个群里（微信截屏13），之后合作谈判的事情我就没有参与了。3月22日，销售同事告诉我海信的合作谈下来了，15万的合作费用。（微信截屏14），销售同事还吐槽和海信电器合作谈了三年都没成功，这次报道终于成功了，还夸我功劳大。（截屏15）。

从4月开始，《商学院》杂志和海信电器正式合作，合同据说签到2019年底，这之后我就很识趣的没有再继续关注海信电器的报道，主编石D也没有再安排我做过任何与海信有关的负面报道。这都是潜规则，作为一个老记者心知肚明。2019年9月，销售同时给了我一些海信电器的资料，叫我写海信的宣传稿，内容是关于海信50年的内容（微信截屏16）。过了两天我把《50岁海信，依然是执拗的技术少年》的合作报道给了销售同事，稿件也没怎么修改最后就发在了《商学院》杂志的2019年的第十期上，一共两个页码，这是海信电器花了15万元做的唯一的一次正面报道。

整个2019年作为记者，我一共就写了两次海信的报道，一次是负面的，一次是正面合作的，因为我作为报道有功，这次和海信电器的合作，事后给我做了5000元的奖励（工资单截屏17）。

进入2020年，才刚刚1月，石D就在微信里给我布置海信电器的选题，我觉得很奇怪，不知道怎么回事，石D告诉我因为海信新的一年没合作，所以让我继续关注海信（截屏18、19、20、21）。我看了选题来源是一个自媒体的内容，内容和论据非常站不住脚，就是一个非常不权威的排行榜说海信销售排名下滑，我觉得用这个自媒体的新闻源去写太危险了，就一直拖着没有写。作为老记者我对新闻有自己的判断，我不会因为是主编布置的选题就一定去做，而是要看新闻内容是不是值得做。

2月19日，因为要提前做3.15的话题，石D又在微信里让我关注海信电视开机广告的话题（微信截屏22），我看了一下又是一个自媒体写的内容，内容很简单就是说海信在电视的开机画面中植入广告，涉嫌违反《广告法》。对于这个新闻我做了一个判断，觉得缺乏深度挖掘的内容，就没打算做，也在微信里和石D说了没有必要做的原因（微信截屏23）。

3月20日，石D又在微信里推送海信的报道链接，让我重点关注，话题是关于海信叠屏电视上市反响不好前景堪忧的话题（微信截屏23），还要顺便关注海信电器年报延期的话题，但是这个话题我研究了以后觉得话题典型性不够，也没什么深度的挖掘可能，还是没有打算做。

3月30日，石D又在微信里给我推送海信的报道链接，让我关注海信公关总监发文辱骂TCL的事件（截屏24、25），没有办法我只能继续盯着海信的事情，给海信那边发了采访函。

4月4日，石D又微信推送报道链接，让我关注海信激光电视的报道，大致内容是2019年半年报净利润大幅下滑，激光电视能否成救命稻草（微信截屏26）。

短短不到4个月时间，石D一次又一次的让我做海信的各种负面报道，说实在的我很烦，能推就推，对于那些自媒体新闻源的基本都是拒绝，对于没有深挖价值的也是先拖着。但是作为一个记者也不能总是拒绝主编的选题，如果长期不做，主编就会让别的记者关注这家企业的报道，此外，她还可能会给我穿小鞋为难我。

对于海信财报的事情石D盯的很紧，隔三差五就会询问（微信截屏27），我也知道海信财报的话题是绕不过去的，就开始集中关注海信电器的财报话题。4月11日，海信家电的财报出来，石D微信里要我关注海信家电财报的内容，无非又是业绩低迷增长乏力之类的内容（微信截屏28）。然后又给我推送海信欧洲裁员的话题（微信截屏29、30），让我一起关注，我跟石D说海信家电也就是白家电板块的业绩还不错，石丹就叫我等海信电器财报出来后一起关注。4月15日我把《海信失速背后：激光电视战略选择失误》的报道交给石D（微信截屏31），4月16日这篇报道发布在《商学院》微信公众号上，标题为《海信电器年报“难产”背后：裁员、互撕，周厚健战略迷失？》。

4月28日，石D又在微信里给我发海信的新闻链接，是关于海信欧洲裁员的话题，让我继续关注（微信截屏32）。5月7日我把《海信欧洲裁员数千人，海外业务遭遇折戟》的报道发给石D（微信截屏33），石D又给我了一堆海信年报的资料，叫我把最新的数据都加进去（微信截屏34、35），5月9日，我把修订后的《海信欧洲裁员数千人，海外业务遭遇折戟》的报道发给石丹。5月10日这篇报道发布在在《商学院》微信公众号上，标题为《“大头”变“头大”！海信海外业务折戟、国内业务承压，五十岁已步入暮年？》。2019年和海信合作的时候，报道就可以写成《50岁海信，依然是执拗的技术少年》，今年没有合作，标题就变成50岁进入暮年，这样的标题真是改的恶意满满。此外，这篇报道也被安排在《商学院》杂志的第6期上。

6月1日，石D微信给我发了海信混改的新闻链接，让我继续关注和报道（微信截屏36）。在我正准备关注这个话题的时候，汪J突然在6月5日打电话给我和石丹，说是海信电器已经向新闻出版总署举报《商学院》杂志和《中国经营报》新闻敲诈，并提交了资料，说社科院已经准备调查了。汪J让我立刻停止海信混改的报道，不要对任何人说，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一定要保密。之后就是各种提交和海信之间联系的所有微信截屏内容，我都一一截屏给石D，也把之前海信的报道原稿发给石D作为证据。

之后过了两周，汪J又拉我和石丹开了一个电话会，意思是马上社科院就要进行调查了，要对相关负责人逐一问话，所以为了安全要提前统一话术，提前准备一下资料，让我按照资料上的内容回答，大致意思就是关于海信的报道并不多，2020年也只是关注了两篇，而且都是从新闻角度去做的，看重的是新闻的重要性和相关性，不存在恶意报道（电话录音37）。6月20日下午，社科院的两位领导在手机上开了电话会议，对《中国经营报》和《商学院》的七八位相关人员进行了逐一问话，汪J、石D和我都分别按照之前统一的话术回答了社科院领导的问话，就是死不承认自己是新闻敲诈。

事后，这件事情应该是不了了之了，但是无论是《中国经营报》，还是《商学院》杂志都没有再继续关注过海信电器的报道，这件事虽然两个媒体没有受到处罚，但是对他们的打击其实也很大，起码让他们知道企业并不是那么好欺负的，之后汪J对《商学院》新媒体的内容审核更为严重，每个数据都要反复核实，要求记者提供所有报道的采访证据，生怕因为采访失实而被企业举报，事实上，听说兴业银行也因为《商学院》的负面报道中出现的数据错误，举报了《商学院》杂志。

半年以后，我想把这件事的真相说出来，希望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希望还事实一个真相，相关的证据都会证明我所描述的都是事实，并非捏造。事实上，海信新闻勒索也只是《商学院》众多新闻敲诈中的一个典型案例而已，这个过程长达三年，从不合作就写负面，到合作了不写负面，再到不合作又写负面新闻，其翻脸比翻书还快，其行为令人作呕。作为报道的记者深陷其中深感痛苦，无力摆脱，只能硬着头皮做报道，每篇报道给的报酬仅有200-300元之间。

2019年《商学院》开始关注地产领域的报道，通过各种负面内容，加大了对地产领域的报道，结果这一年《商学院》在地产行业通过新闻敲诈获得大概有二三百万的合作，很多地产企业为了息事宁人只能选择和《商学院》杂志合作，汪静也从这样的新闻报道中看到了商机和利益，于是变本加厉的对地产企业的负面话题进行报道，如果第二年企业不合作，她就会要求记者一篇又一篇不停的写企业的负面。我这里负责的海信、安踏、国美都是典型不合作就写负面的代表。

我觉得汪J的做法已经触犯了《新闻法》，利用自己的新闻舆论监督权，打着客观公正报道的幌子，通过做各种负面新闻的方式胁迫企业进行合作，从中敛财，不合作就继续出负面报道，这种做法不但是违法的，而且非常卑鄙可耻，希望纪检部门、新闻出版总署、社科院等相关监督部门携手调查《商学院》和其负责人汪静的新闻勒索事实，我愿意全力配合上级部门各种调查和作证。

                                                                       王X

2021年1月

最近传中国经营报旗下《商学院》敲诈海信被举报到相关部门，中国经营报敲诈勒索的事情浮出水面，但海信的事都是冰山一角。商学院杂志才敲诈海信15万，中国经营报副社长周丽敏张口都要80万，甚至大企业都要几百万。经营报每年敲诈勒索收入超过四五亿，都是周丽敏这种大胃王要来的。

中国经营报总编李佩钰侵吞国资被相关部门控制。但李佩钰侵吞的国资是分管经营报产经采编和经营的副社长周丽敏以及中国经营报编委、快消版主编厉林等人敲诈勒索得来的。因此只说李佩钰侵吞国资是掩饰本质问题。中国经营报敲诈勒索才是问题本源。

2016年中国经营报内部改革，周丽敏以总编辑助理身份分管产经部，产经部包括了地产、IT、消费和能源化工等行业，但这个内部改革是经营和采编不分的事业部制，以新闻来敲诈勒索企业为目的，每个事业部的负责人是要背负敲诈勒索的任务的。也就是说周丽敏作为总编辑助理，本是采编序列的人，但同时也要搞经营，这是国内媒体采编绝不允许的。

周丽敏在开会时曾说，她要向她手底下的两个编委要业绩。如果完不成任务就找编委。报社编委也是采编序列的人，也背负任务，由此可知经营报内部采编也经营并没有分开。

当时中国经营报内部传厉林主动要求担任消费版主编，也就是说她主动承担起敲诈勒索的责任。2016年，身为消费版主编的厉林承担了850万的任务。但她9个月完成任务。她为了敲诈无所不用其极。

本人2016年短暂在经营报工作，因此较为了解内部情况。当时刚当主编的厉林哪怕是马上要破产的企业也要敲诈。比如当时现代牧业极为困难，负债率达到98%左右，厉林仍然要求我们写现代牧业负面，原因是2016年3月中国经营报写现代牧业负面，现代牧业公关总监去中国经营报找周丽敏求情，希望不要报道他们，周丽敏答应了，但因为现代牧业经营困难，没有实力投广告，厉林就让记者不断写现代牧业负面，曾有其他报社记者向本人说现代牧业的处境不要再写了，但厉林仍热不断要求记者写，后来厉林向本人表示，因为现代牧业找了周丽敏不投放就是不给领导面子，必须写到现代牧业投放广告为止。

正是厉林的这种作风，她在2016年9月就完成850万的任务。比如曾经的员工黄荣说他写了无限极多次负面，近这一家就投放了50万，黄荣2016年跟我说他一个人就帮厉林打来500多万，“打来的”意思就是写负面敲诈来的广告。我本人也被安排写过劲酒负面，劲酒通过我找到周丽敏的联系方式，通过跟周丽敏谈判，说是投放了几十万，具体数据不了解。

2017年厉林安排记者写三只松鼠负面，同时安排经营人员向三只松鼠要广告，三只松鼠才开始不想给经营报投放，但厉林不断安排记者写三只松鼠负面，三只松鼠曾要报警抓厉林，材料都准备齐了，但怕与媒体为敌，没有敢报警，最后通过本人要了周丽敏的联系方式，给中国经营报投放了几十万的广告，具体数额不详，估计应该在50万以上。

2017年，厉林的任务已经是850X120%=1020万。比2016年增加了20%。可能别人不了解这是什么概念，很多财经报纸总收入可能不到1000万，厉林领着两三个记者就在9个月内敲诈这些数字。

如此类推，2018年厉林敲诈完成1020X120%=1224万，到了2019年其任务为1468万，听说又是9个月完成任务，也就是说她2019年敲诈数额绝对超过1500万。因为后面3个月也是投放小高峰。

2020年不知道情况，如果疫情原因，厉林任务没有增加，她也要完成1500万的任务，而2021年，听说她也提前完成任务。2016年到2021年保守的说厉林完成7498万元任务，甚至过亿都不稀奇。因为这只是她的任务，她每年9月都能提前完成。其中多少是敲诈勒索的来的，希望有关部门介入调查并予以认证。

而厉林的收入与经营业绩挂钩，比如她当月完成任务，会有提成，完不成任务就只有2万元的基本工资，她完成任务收入超过50万的收入，超过许多报纸总编的工资。

而周丽敏是绝对放大版的厉林。周丽敏分管着地产、IT，消费，能源化工等，每年回款一两个亿以上。工资超过200万。其他奖金就不了解了。业内一直传2019年中国经营报总收入4.8亿，超过每日经济新闻和21世纪经济报道两家的总和，但对外宣传只有1.8的收入，3亿元左右是李佩钰等人利用自己的公司侵吞。周丽敏敲诈勒索有功，不可能没有她的份儿！这仅是2019年的情况，其他年份的情况可想而知。

而曾有多家公司的公关人员向本人表示，周丽敏开口就是80万起步，比如前几年小罐茶被曝负面，公关公司找到周丽敏，她开口就是80万，低于80万不谈。当然这个数字也有可能是她们的广告部员瑞提出来的。员瑞要听厉林和周丽敏的。

虽然表面是分开的，但经营和采编都归周丽敏管，到了消费版又都归厉林管。以前开会，周丽敏曾说让大家给她推荐个经营总监，也就是谈广告的，她一个总编辑助理找谈广告的，就是说明经营和采编都归她管。又一次周丽敏也说让厉林从编版上脱离出来，专心做商务，一个编辑做商务，谁都知道怎么回事。

综上，周丽敏、厉林敲诈勒索到了穷凶极恶的地步，恳请相关部门彻查，将她们绳之以法。维护国内经营环境。